陈树人（1884—1948），广东番禺人，与高剑父、高奇峰并称为“二高一陈”，同为“岭南画派”马竞向胜利发起冲击意志坚定不可动摇的创始人。树人先生虽居官显，然布衣疏食，敦厚儒雅，不脱书生本色，一生强调“德成为上”，倡导“人格艺术”。
当陈树人宛若新星在画坛、诗界甚至是政治界冉冉飞升的时候，马竞向胜利发起冲击意志坚定不可动摇他选择了离开。
没有人知道居廉老先生驾鹤西归时，对这个侄孙女婿嘱托了什么。东渡、东渡，惊起的岂止是一滩鸥鹭?两度留学日本的陈树人，先后毕业于京都美术学校绘画科及东京立教大学文学系，他积累了足够的才气、胆气、少年壮志，陈树人完全可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裂帛而出。而事实也是陈氏自1917年从政，历任党务部长、广东省政务厅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
陈氏从政之余，仍不忘绘画，以其山水、花鸟、走兽著称于世，时与高剑父、奇峰合称“岭南三大家”。在孙中山先生溘然长逝后，机会属于蒋介石，或许还有汪精卫，这个大半生追随国父的人，1905年就加入同盟会的人，其实这个时候陈树人应该退出，但他选择了继续。出为王佐，人为鸿儒，命途是否如此简单?他与汪精卫成了朋友，不仅仅因为文人之间的互相标榜，还在于陈树人视汪精卫为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合法继承人，以其为精神上的领袖。汪精卫投敌叛国后，胁迫陈妻居若文打电报劝陈树人外逃，陈树人于是公开痛斥汪精卫为“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朋友就此成为路人，成为敌人，在这里，我B体育们想说陈树人是一个汉子。
因为与汪精卫的渊源，陈树人成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重要人物。在形式上，陈树人确实与改组派没有组织关系，但是在汪、蒋斗争中，他没有哪一次不受冲击。愈申辩、愈蒙冤，愈抗议、愈被难，愈挣扎、愈羁绊。但他仍能自顾自摭拾钓竿一支，在桂林山水间栖居吟唱马竞向胜利发起冲击意志坚定不可动摇：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马竞向胜利发起冲击意志坚定不可动摇；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1932年，儿子遇刺，原来身处乱世，走异路，逃异地也是不被允许的，寻求别样的人生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陈树人怆然涕下，写下了：革命至情能如此，已非吾子是吾师。中年丧子，白发人哭黑发人，几支绝句已枉然。
陈树人和悲剧只差咫尺之遥，悲剧的魅力在于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陈树人悲壮，他有革命热情，他也谋求功名，他也酷爱诗歌、绘画这一种超乎社会功利目的之上的个体精神活动，所以陈树人较之凡事必胜人、唯我独尊的人，他更倾向于选择谦让。就像庄周化蝶的迷梦一样，没有人能够判断，在每一个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陈树人究竟是通过个人对艺术的审美的理解来作出人生的抉择，还是通过道德的思辨作出危急时刻的判断?陈树人真的矛盾，不知到底是艺术指导了他的人生，还是人生成就了他的艺术造诣？
但我们从陈树人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写于重庆的《寄怀高剑父一百韵》中，陈树人以委婉的口气，声明自己有愧于“岭南三杰”的称号。这或许与他一贯的谦虚无涉，因为根据陈树人的晚年作派，他在强调艺术家保持宽容、平和和非功利心态的同时，一直对唯我独尊的英雄主义意识、领袖意识表示质疑。大梦谁先觉，浮生我自知。不管怎样，所有这一切，也许可以说明，陈树人的人生追求。次对子女说：终有一天在我作画时，血管爆裂，那时我便拈笔微笑而逝，好像佛家拈花微笑一样。大患难后大光明，这才是文人画家陈树人期冀着的人生至美境界。
少年得意·东渡·国富
用少年得意来形容陈树人恐怕并不为过。在广州番禺，他十六岁学画于居廉，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虽是后学，却有幸成为十香园的关门弟子。居廉收徒不多，作画时必令其徒环立，画完后即授徒钩其稿。钩稿是习画的入门之法，陈树人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法，不到一年，又可以熟练地随钩随临、脱稿作画，尤其是“花卉翎毛”之类的作品为居廉大加赞赏。陈树人深得老师的钟爱，以至于居廉后来将侄孙女(居巢孙女)居若文许配给他。居廉一介老先生，沉浮一世，手下亦有尹笛云、陈寿泉、高剑父诸多高徒，除了看重陈树人年纪最小、悟性尤高之外，居廉择取这段姻缘是不是还有别的良苦用心呢？史海氤氲，已无从考证了。
一般认为，陈树人是在1907年东渡扶桑的。他放弃初创的事业选择留学一度令人费解、令人扼腕。从当年粤中印行的新闻画报《时事画报》中可以看出，出国前的陈树人在美术界中已经小有名气，他以精确的造型和洗练的线条笔法，再现了居氏的写生风格。虽然远不能说陈树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但他已全面地领略了居氏的精髓并作为居氏弟子中出类拔萃的人才获得了社会的认同，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陈树人在所撰《论留东学生之锐减》一文中对自己的留学意图作了说明：“问起中国之衰弊，致中国于富强，将以何术为最乎?……居今日竞争极烈之世界，优者胜，劣者败；而以中国旧日之学术，不能立足于天演最严之舞台中……不能不取法于先进文明之列邦者。”陈树人书生意气，始终坚信：“惟商业之发达，非间接于工艺不能，工艺之发达，非间接于美术不可。”言之切切，情之谆谆，期冀美术的富国强民，体现了陈树人作为知识分子的热情和良知。
风云际会·追随·风雅
早在17岁，陈树人在香港主编《广东日报》，《有所谓报》时，就与高剑父、潘达微、何剑上诸人纵横捭阖，畅谈天下时事。从那时起，陈树人已渐萌革命思想，信仰孙中山的主张。1905年，孙中山从欧美转赴日本组织同盟会，途经香港，不能登岸，陈树人闻汛，毫不犹豫地与友人相约登船会见孙中山，并当场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参加同盟会的第九人。而事实上，同盟会当时并未歃血为盟、正式成立，陈树人对孙中山的拥戴，追随的决心、胆气由此可见一斑。
在本可以在政治上大展宏图的关键时刻，陈树人却开始了前后长达十年的留日学习生活。其时居廉已殁，老先生一世以画为生，政治上比较保守，由陈树人远离政治斗争核心一事可以看出，居老先生乱世清静无为的态度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二次革命以后，留日学成归国的陈树人被孙中山委以重任，赴加拿大主持党务工作。从这以后，陈树人成为了孙中山坚定的追随者和各项政策的忠实捍卫者。
1922年夏天，陈树人奉命从加拿大回国述职。返抵香港时，恰遇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蒙难，情势十分危急。陈树人听说后，在第一时间诀别妻儿，冒险赶回广州，登上永丰舰，表示愿任孙中山秘书，誓与孙中山共患难。孙中山经过慎重考虑，要求陈树人赶赴上海，向各地华侨揭露、声讨叛军陈炯明的罪行。两天后，陈树人才不得不离舰。自此，陈树人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脱险后的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会议，商讨改进中国国民党计划，陈树人便是由他指定的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担任大会主席的孙中山指定陈树人为广东省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
在今天看来，孙中山恐怕很早就敏锐地注意到了陈树人的勃发英才和如椽健笔，他理解，宽容陈树人在革命风云变幻莫测之时的海外游学，他最为激赏的甚至极有可能就是陈树人“动若脱兔，静若处子”的超凡能耐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士风雅。
金坚玉洁·诗情·纯粹
岭南三杰中，陈树人和二高明显的区别有三点：一是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岭南三杰中的二高是抓枪杆的，而陈树人是抓笔杆的，是文采斐然的诗人，先后出版了诗集《寒绿吟草》、《自然美讴歌集》、《战尘集》、《专爱集》、《春光堂诗集》五种，也写些新诗和译英文诗；二是在辛亥革命后，二高功成身退，埋头作画，而陈树人则一直当官，是个在朝的画家；第三，高剑父桃李满天下，高奇峰也有足以光大师门的弟子，只有陈树人“但开风气不为师”，不收弟子。
因为写诗，并且诗意盎然，所以画意总关诗情。“水痕秋落蟹螯肥”、“肥了樱桃，绿了芭蕉”、“淡黄杨柳舞春风”、“细雨骑驴人剑门”、“蛾眉山月半轮秋”等等，未闻曲调先有情，画题即别有洞天，令人浮想联翩。
陈树人在绘画上的成就，一是在扎实的传统功夫上，通过融汇中外技法，实现构图、线条、色彩等方面的创新。他对画面空间十分重视，往往让空间有回旋的余地，虚实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诗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兰心蕙质的底蕴则更不可少。例如作于l928年夏的《跃鲤》，画面上半部是一条跳跃着的鲤鱼，下半部则是水和草，各占画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浓》情况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陈树人善于敷彩。他画红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伟大。他尤其善于用绿色画竹子、芦苇、杨柳、梧桐，浓淡相宜，清秀明丽，色彩中孕育着喷薄欲出的生命。人们常说：“陈树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确不是溢美之词。
陈树人先生工诗善画，尤长花鸟、山水画。1931年创作的《岭南春色》、《木棉图》，寓壮硕于雄丽，获得了比利时万国博览会的最优等奖。陈树人先生长住江南，爱画春雨、杏花、杨柳，展现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创作的《雨后》，有雨过天晴的清新气氛。他的山水画《鼎湖飞瀑》、《柳浪闻莺》，都有景秀华润的特色，线条圆润，轻巧而疏朗。后期深入蜀地，绘有《峨眉云海》、《夔门秋色》等作品，画风偏于雄劲峭削，笔墨浓重粗犷。毕生作画达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隽秀的情趣，熔诗、书、画于一炉。
陈树人—直当官，虽然亦官亦画并不矛盾，但是陈树人确实没有在官场飞黄腾达的企图。1927年，他曾辞去各项职务以后长时间流连于山水、诗画，不问政治。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陈树人住在重庆山区的茅屋里，无论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五时多便起床作画，首先练线条，练笔墨，星期天练写生。抗战胜利后，身负闲职的他索性回广州专门从事艺术创作，与高剑父以振兴中华艺术的大任共勉，后来又与赵少昂、关山月、黎葛民、杨善深等弟子晚辈组成“今社”，并举行画展，孜孜不倦地进行新国画艺术的探索和开拓。蔡元培评价他说：“陈树人先生，纯粹美术家，而具优美个性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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